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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道废，有仁义;智慧出，有大伪;六亲不和，有孝慈;国家昏乱，有忠臣，是什么意思

《道德经》第十八章：
大道废有仁义；慧智出有大伪；六亲不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有忠臣。
说道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之争。当然，这与老子没关系，但是他的信徒们却拾起了老子留下的思想武器，与儒家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的唇枪舌剑。战斗意志最顽强的应该是庄子。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，以此作为治世之策。庄子不仅不要这一套，还在《胠箧》借盗跖的口对此大加讽刺——跖之徒问于跖曰:“盗亦有道乎？”跖曰:“何适而无有道邪?夫妄意室中之藏，圣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后，义也；知可否，知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”
因为老子也说过：大道废有仁义；慧智出有大伪；六亲不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有忠臣。什么意思呢？仁义是道德堕落的结果，大道废弛不用之后，才提出的；智谋权术出现之后，才会产生严重的虚伪狡诈行为；家人出现不和，亲情淡漠出现之后，才有了孝子慈父的典型的涌现；国家动荡不安，内忧外患，才会有忠臣的产生。
我们怎么看待这一则呢？是不是真如有些人所说的老子所宣扬的是“反仁义、反智慧、反忠臣、反孝子”的愚民政策呢？
我们先谈“仁义”。老子生活的周朝主张以“礼乐”治国，人们都自觉地遵守着无形的价值规范，尽管不是老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，但百姓们还可以过着一定意义上的“我自然”的生活。但到了后期，礼崩乐坏，“陪臣执国命”，诸侯荒淫暴虐、尔虞我诈，“春秋无义战”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病态最严重的一段时期。所以，孔夫子出来了，他倡“仁”，用“仁”来去其贪，来拯救人心，涤清世道，说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倡导人们回到那种循“礼”而治的状态中去，实现一种大同，使人民幸福。这一点，老子孔子是一致的。
再看“智慧”。《庄子》也曾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。大意是子贡（庄子编了许多儒家人物的故事）看见一个老头，用水瓮装水去浇菜，一趟又一趟。子贡劝他，你老怎么不用水车啊？多方便！老者脸顿时严肃起来，冷冷一笑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，羞而不为也”。这就是“慧智出有大伪”。一个人的知识越多，他的智巧、谋略、权术也就越厉害，这样的掩饰的更深，作奸犯科起来更厉害。所以说，小人并不可怕，最怕的是有智慧的小人。
其实，老子的主张与儒家是并不矛盾的。孔子也说：“用人之智去其诈；用人之勇去其怒；用人之人去其仁。”“仁”也罢，“智”也罢，“勇”也罢，用的过了都会走向反面，不如“绝”之。“无”的反面还是“无”，既然都是“无”，没有“有”的羁绊和困扰，百姓便会安然自乐、逍遥自得了。
插到“孝”前面，谈谈“忠”。要是让老子戴着“愚民”的帽子来看，那可不得了。比干、岳飞、袁崇焕这些忠臣义士大约没有什么可讴歌的了。但大家走进历史看一看，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忠心耿耿，临危受任，甚至牺牲了个人宝贵的生命。然而，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无不发生在那个腐朽昏庸、生灵涂炭的黑暗时代。一个朝代，忠臣越多，哪里的历史越混乱，百姓苦难越严重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宁愿“忠臣”们能少些。
再谈“孝慈”。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倡导以“孝”治国。《二十四孝经》记述了许多精彩的慈孝故事。可是，有时静心细一琢磨。却又发现这里面又有不少问题。先看排位居首的舜的孝。忽舜之所以成为第一孝子，关键还应该得益于那两位很不像话的亲父继母，他们为夺财产无所不用其极，土埋火烧都没能杀死舜，而舜又待之如一，这才成就了舜的美名；曾参也有一位不咋地的父亲，尽管也是孔子的弟子，为了几棵小瓜秧就把曾参往死里打。也正是曾参对这种不像话的责罚不逃不避，重重地给他在孝道里加了一笔……可细一想，又多少不是滋味：一个人的好，关键是有坏的存在。孝的倡导，主要是因为大量的“不孝”的存在，如果社会、家庭一团和气，大家和睦相处，个个看起来都是孝子贤孙，根本用不着标榜谁孝谁不孝。
俗话说，“缺嘛补嘛”，只有社会出现问题了，比如说天下大乱、背情绝义了，才会有忠臣良将、孝子贤孙的出现，人们也才需要他们来做榜样，矫砭时弊。今天，我们呼唤公平正义，提倡和谐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“不公平、不正义、不和谐”的事太多了些……
李零先生说：“满嘴礼义廉耻、仁义道德的人，一般都很缺德。”的确，一个社会，如果人人都是好人，人人都自我把道德装得满满的，何必让我们再去特别提倡呢？“愿人常做好事，愿天下常生好人”。

“不经凤阁鸾台,何得为敕” 是什么意思？提出的背景是什么？

意思是不经过中书门下，怎么好意思叫”敕”呢？出自唐朝刘炜之的名言。背景是武则天改中书省为“凤阁”，改门下省为“鸾台”。在镇圌压了徐敬业的反武氏起圌义之后，武后开始实行酷圌吏政治，一方面杀戮李唐宗室，另一方面杀戮忠诚于李唐的大臣。加快了篡位步伐。
当时的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炜之说：“太后既废昏立明，安用临朝称制！不如返政，以安天下之心。”等于是反对武后乱政。武后就命令当时的肃州刺史王本立（贪圌官，曾为狄仁杰弹劾）审问刘炜之。武后的做法，事实上违反了当时唐朝的司法制度。刘炜之是宰相，宰相即便有罪，也应该由监察官员弹劾，然后被免职，再然后由司法部门派出官员审问。而武后作为“太后（当时还没篡唐）”，直接命令一个地方官审问宰相，这显然是非法的。因此，刘炜之就对王本立说了这句名言——不经凤阁鸾台，何名为敕。拒绝回答王本立的问题。王本立回报武后，刘炜之被赐死于家。扩展资料：刘祎之（631年－687年），字希美，常州晋陵（今江苏常州）人，唐代宰相。刘祎之出身于临淮刘氏，少以文藻知名。唐高宗上元中，迁左史、弘文馆直学士，参决政事。同撰《列女传》、《乐书》等共千余卷，曾一度坐事放逐。豫王李旦即位，参预其谋，擢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赐爵临淮县男。武则天临朝，倍受信任，官至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后以私议天后返政，并受人诬罪赐死，时年五十七。参考资料来源：百度百科—刘祎之

后私语凤阁舍人贾大隐曰：“后能废昏立明，嗑反政以安天下？

参考翻译：
刘祎之，字希美，常州晋陵人。祎之年轻时候与孟利贞、高智周、郭正一都凭借文章有名，号称“刘孟高郭”，一起在昭文馆当值。上元年间，祎之与元万顷等人一起被招进宫中，评定编次一千多篇新书。高宗又秘密地参与决断当时的政事，来分宰相的权力。、，当时人称他为“北门学士”。祎之的哥哥懿之，也是给事中，职位如同两省。先前是，他们的姐姐是宫中内官，武则天派遣他到外家问候疾病，祎之经由贺兰敏之私下偷偷地去探望了姐姐，被判流放巂州。后来成为乞丐才回来，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。
仪凤年间，吐蕃侵犯边境，皇帝在侍臣中询问用来处置、讨伐吐蕃的合适的办法。人人都有不同的意见，只有祎之劝皇帝：“夷狄犹如禽兽，即使被打击，不足以教训他们，希望停止武力威胁，解救百姓的灾难。”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不久授予相王府司马之职。检校中书侍郎，皇帝对他说：“你们家忠孝，我的儿子依靠你来教导使他懂得规矩，希望他像‘蓬在麻中不扶而直’啊。”
武后立王为帝之后，让祎之参与侍奉国家大事的商议，越发亲信他，提拔他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赐以临淮县男爵。正当这个时候，诏令繁多，祎之才思敏捷，大多昭敕都出自他手。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因受连累被贬为卫州司马，向相府诉苦，内史骞味道对他说：“这是太后的旨意。”祎之说：“是皇上听从了有关部门所奏的话。”太后听说，认为骞味道将错归于皇上，贬为青州刺史，给祎之加官为太中大夫，赏赐百段礼物。武后就说：“”